樊登读书会·美国四百年

樊登读书会·美国四百年

本期《美国四百年》，经济视角看历史，读懂美国另类400年

★ 一部创业者书写的美国资本主义兴衰史，以移民视角重述美国历史。

★ 描绘美国各历史阶段的时代“弄潮儿”群像，呈现创业者的抉择、成功与失败。

★ 讲述35个推动美国历史进程的重大发明、技术和行业的故事。

★ 充满丰富有趣的细节，展示显微镜下的美国经济生活。

★ 经济学家张维迎推荐阅读，多位普利策奖得主与历史学家联袂力荐。《经济学人》2017年年度zui佳图书。

美国的历史不仅是政治性，也是经济性的。美国人以公民身份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以消费者的身份行使经济权利。自由市场代表着美国精神中的冒险、创新、不择手段、机会主义，它影响了美国的政治法律建设，又逐渐在种种社会运动中被法律和政策规制，它们彼此互动形成美国式资本主义，并塑造着多种物质文明和城乡景观风貌。

布·斯里尼瓦桑（Bhu Srinivasan）创业人士，职业跨越数字媒体、流行文化、科技、出版和金融资讯等多个领域。生于印度，八岁时随家人迁往美国，童年在美国南方、铁锈地带、加利福尼亚南部和美国西北部太平洋沿岸地区等地度过，现居康涅狄格州。这部美国史是他出版的第一本书。

这是一套什么样的书？

棉花、烟草、运河、铁路、照明、工会、食品、私酒、零售、银行、电视、运动鞋、手机……这些人们现在习以为常的事物、技术和产业，如何发展起来，在400年的时间里改变了美国经济生活的面貌，让美国成长为头号资本主义强国？作者布·斯里尼瓦桑用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方式，从长达400年的美国经济发展史入手，揭示了其中鲜为人知的内在关联。

在本书中，满眼皆是生动的细节：体现了华尔街精神的19世纪励志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贫穷但积极上进；投资支持爱迪生的J.P.摩根夫妇的家在全纽约第一个拥有电灯照明，富有邻居却抱怨噪声太大；在美国第一家百货商店，任何人可以随意在摆满商品的迷宫中闲逛数个小时,售货员不会主动与顾客攀谈；专利药广告缺乏监管、铺天盖地，19世纪的可口可乐是“理想的补脑佳品”，具有医疗效果……

它为何吸引人？

美国是一个依靠企业家精神建立的国家；美国的历史，很大程度上讲，是数代企业家创业、创新、冒险的历史；没有企业家精神，就没有美国。这就是《美国四百年》告诉你的故事。——张维迎本书是一次迷人的旅行，它讲述了将美国变成世界最大经济体的企业和产业。作者的写作通俗易懂、内容丰富，而且构思巧妙。每一章都有一个主题，诸如烟草、棉花、蒸汽、石油、私酒、移动电话等，它们按时间顺序组织起来，为读者展示了美国经济的编年史。——《经济学人》本书详细、生动、准确地叙述了美国不同形式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其切入点是推动它向前的新技术、塑造它的理念、为它铺平道路的传统、它生产的产品、缔造和抵制它的人们。这本书不仅将打动单个读者，还会为所有读者呈现一幅恢弘的历史画卷。—— 理查德·怀特（曾任美国历史学家协会主席）

《美国四百年》（试读）

第一章：风险投资（选摘）

在关于“五月花号”的美国传说中，人们忽视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那群被剥夺了公民权的分离派信徒，他们租用那艘大船、雇用经验丰富的船员、筹备他们去往新世界途中一年补给所需要的资金从哪里来？即使对17世纪早期的主权国家而言，组织一次横渡大西洋的航行在资金上也不是一件小事情。可以肯定的是，现今经济拮据的政治难民在跨越大洋时，不可能包租运输工具，到达目的地时也没有什么谋生技巧。因此，“五月花号”背后的资金来源指向了一个平行叙事；在这个叙事里，宗教自由的崇高理想不得不屈从于经济方面的考虑和推动。

1616年，这群作为早期移居美洲的英国清教徒载入史册的人，原本是居住在荷兰的一个流亡的分离派团体。这些信徒中最早的成员于1608年逃离英国,最初落脚在阿姆斯特丹。几年后，他们辗转进入荷兰内地城市莱顿。威廉·布雷德福(William Bradford)在其关于莱顿生活的一手记录里，承认莱顿是一个“和善、漂亮的城市”，但是分离派信徒主要从事的是需要“艰苦而持续劳动”的工作，其中很多人从事布匹加工。虽然英国禁止他们公开从事其教派的宗教活动，但是荷兰对他们的迫害相对很少。实际上，一份记载说，虽然他们的经济地位相对较低，但荷兰当地商人将他们虔诚的信仰视为诚信可靠的标志。在旅居荷兰十二年之后，一些人看到了宗教自由面临的潜在风险，于是这些分离主义者开始物色另外一个栖身之处，主要目的是改善经济境遇。

对于这些分离派信徒来说，最初促使他们离开英国前往荷兰的动机是过上好日子，并吸引更多基督教徒追随他们。然而，后来，莱顿的这些先驱者从事的苦力营生和“高强度劳作”彻底吓退了那些潜在的追随者。据布雷德福说，当时很明显的是，“一些人宁愿选择英国的监狱，也不愿意选择荷兰这些艰苦条件下的自由”。另外，他们中的年长者开始死亡，因为繁重的劳作往往会让这一宿命提前到来。同时，这些信众的儿女，“要分担父母亲的一部分重担”，不得不在类似其前辈要忍受的条件下劳动。如果这一切还不够糟糕的话，荷兰的“多重诱惑”还会吸引那些刚刚步入成年阶段的人远离教堂，走上“放纵”的道路，做出可能“亵渎神”的堕落之事。这些信众中的年长者清晰地意识到，如果没有会众的壮大，他们将在一代人的时间里被世俗的荷兰社会同化；这场实验最终将悄无声息地失败。总而言之，看起来，对他们宗教原教旨主义威胁最大的不是政治迫害,而是严峻的经济形势。

解决方案是再次迁移。最初的想法是改变方向，前往“地域广阔,人烟稀少的美洲地区”。这一提议引起了激烈的内部争论，主要是因为一些人想象的恶劣天气、野人、疾病、饥荒和“赤身裸体”的土著。此外，还有一个风险需要小心应对：在美洲西班牙领地附近落脚的想法被排除了，因为信仰天主教的“西班牙佬可能和美洲野人一样残忍”。其他美洲土地,大多数地方被英国声索,剩下的相对来说面积小很多的地区被荷兰声索，所以，这就只剩下了两个选择。不管选择哪一个国家的领地，都要与对方谈判，获得许可。

当然,选择英国领地的可能性是一个戏剧性的嘲讽：当初逃离英国的信徒现在要考虑同先前迫害他们的那个国家友好谈判。不过，这个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早在1606年，英国就向一个名为“伦敦弗吉尼亚公司”的私人风险项目颁发了特许证。虽然新世界的这一风险项目的内部运作由该公司内熟悉商业运作的人负责，但是监管和治理的权力仍然在英王手中。英王通过他设立的弗吉尼亚委员会来行使这些权力。和大多数新发起的风险项目一样——不管这些项目是海外项目还是国内项目——弗吉尼亚公司的开局很不妙。在其成立的头十年里，它数次亏损得一无所不得不再次筹资。更为糟糕的是，绝大多数被送往海外的劳工都悲惨地死去。

在最初的十年运作期里，弗吉尼亚公司饱受各种挫折和困难。当莱顿的分离派教徒派两人去伦敦，与他们商谈在其领地上落脚的事宜时，该公司喜出望外，就像是生意惨淡的店主看到了当天唯一的顾客。弗吉尼亚公司作为商业实体，能否盈利取决于殖民地的经营情况。那里急需大批孤注一掷，将生死置之度外的人。荷兰来的那两个教徒的迫切心情正好与弗吉尼亚公司的急迫心情不谋而合。不过，分离派信徒移居弗吉尼亚还有一个障碍：他们需要明确的许可，以便在那里从事宗教活动。看重经济效益的弗吉尼亚公司对眼前的机会非常乐观，向他们保证说，这个问题是小事一桩，只要英王例行公事的批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个过程不断拖延。弗吉尼亚委员会认为，如果他们批准分离派教徒在海外从事宗教活动,就会在某种程度上破坏英王陛下禁止其在英国从事宗教活动这一禁令的权威。后来，通过弗吉尼亚公司的斡旋，双方达成了妥协。英王的弗吉尼亚委员会既不批准也不禁止他们在海外从事宗教活动，前提是这些来自莱顿的信徒必须服从英王的管辖。

这种有意识的含糊成为英国政府代理人和那些信徒之间的中间地带。弗吉尼亚公司为莱顿的信徒授予了一个“许可证”，允许他们落脚新世界。实际上，不同于传统说法，最初移居美洲的清教徒根本不用躲避英王的迫害，他们是自愿向海外拓展英王主权的。

获得许可之后，身在荷兰的教派长老们现在面临着同样复杂的资金问题。虽然弗吉尼亚公司有能力提供许可,但没有能力提供远洋航行所需的资金，教友们需要自己筹资。对于谨慎保守的有钱人来说，船只、水手和给养所需的支出不菲，作为一项投资来说风险太大，尤其是作为海外风险项目，很可能血本无归。后来，解决方案似乎是物色愿意放手一搏的有钱人——想要获得巨额收益，不计较一两个项目失败。

正在这时候，一个荷兰商业机构向这些教徒抛出了橄榄枝，与弗吉尼亚公司的方案形成竞争关系。听说他们与弗吉尼亚公司的谈判后,这个荷兰机构劝说莱顿的分离派教徒前往荷兰在美洲的殖民地。然而，有了弗吉尼亚公司颁发的居留许可证，提供资金这件事就落到了英国的投资者身上。具体地说,一个叫托马斯·韦 斯顿(Thomas Weston)的项目发起人，代表伦敦商业风险投资协会，辗转前往莱顿，百般游说分离派牧师约翰·罗宾逊(John Robinson)。韦斯顿劝说这位牧师，称自己“可以让朋友们投资”，于是双方草拟了正式的条款。用现在的话说,那些条款相当于一个意向书或投资条件说明书，一个需要根据最终谈判进行充实的框架。现代创业人士都知道，从协议双方讲明各自目标到最终达成协议，其间充满着越来越多的焦虑和对意志的考验，往往会持续到达成协议的最后一刻。1620年“五月花号”的筹资活动也不乏各种争执和波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