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登读书会：大国大城
★限制户籍解决不了城市病，让农民工返乡治愈不了乡村隐痛！
★基于本土实证，以经济视角谏言社会问题，著名经济学家的反成见、聚共识之作。
房价陡升、雾霾遮天、交通拥堵；空巢老人、留守儿童、农民工的窘境……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刚刚过半，但大城市的病状和乡村的隐痛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限制大城市人口流入，让农民工返乡，问题就能解决吗？不！去往城市，来谈乡愁。社会经济学家陆铭比较全球经验，立足本土现状，基于实证，力倡中国发展大城市的重要性。社会问题宜疏不宜堵，只有让市场本身充分发挥对包括劳动力在内的生产要素的调节作用，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当下棘手的社会问题。政府的功能不是与市场博弈，而是在市场失语的地方，以长远眼光，布局科学的基础设施、提供公共服务供给。《大国大城》将告诉你，只有在聚集中经济发展才能走向均衡，地理的因素不容忽视，只有以追求人均GDP的均衡取代追求区域GDP的均衡，才能充分发挥出大国的国家竞争力，最终提升全体人民的公共利益。
陆铭，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作为客座教授（或兼职研究员）受聘于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和日本一桥大学等多所高校，并曾担任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咨询专家，参加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合作研究课题。主要研究领域为劳动经济学、城乡和区域发展、社会经济学。
2015年度中国人文社科最具影响力青年学者。
第一次读此类书籍，很理性的一本书。书里面讲得很透彻，各个方面也分析的很到位。就是有些方面前后反复提到，有点重复累赘。
第一遍读完的时候，一部分认可，一部分不认可。觉得作者从小在城市里长大，没有农村生活的体验，说来说去都是城市好。不了解农村对于中国的重要性和意义。 过了好长时间，第二遍整理的时候，就理解了作者，站在经济的角度所做的一切阐述和分析。 但作为一个从小在农村里生活，长大后在城市里安家工作的个人来说。对于乡村的那种情感和依恋，是城市永远无法取代的。农村在传承中国传统文化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所以觉得美丽乡村、特色小镇和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共同富裕，更适合中国的国情。 从书中的角度领悟到，每个省内部可以是一个协同发展的经济圈，各个临近的省再组成不同的经济圈，每个省发挥自己的优势，再参与到全国的经济协作中。这样大圈套小圈，三个圈的形式，会使经济更稳定的发展，同时区域文化也可以发扬传承。 从个人的角度来说，人口流动不管是农村还是城市，只要每个人都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感受到最大的成就感和幸福感。那就是适合他的地方。 从地方的角度来说，最基本的还是就业和幸福感，留住人才。有人才有一切。
摘录：
1、标志一个国家实力的，基本上就是金融、医疗、教育、文化这几个行业。文化和教育产业特别受益于大国的规模经济，因为这两个行业在国与国之间带有一定的文化壁垒。
2、经济学里最重要的三大生产要素：劳动力、土地、资本。
3、中国正规金融市场的利率长期处于被压低的状态。与实际经济增长率长期处于接近两位数的水平相比，实际利率（即名义利率减通货膨胀率）长期很低，降低了融资成本，鼓励了投资，加快了资本积累速度，在生产结构上出现多使用资本的倾向，于是，在收入分配方面，大量的国民收入被投资者的资本收益占有，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之比持续下降。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之比下降进一步抑制了家庭消费的增长。当家庭消费受到抑制时，持续增长的投资和出口便成了消化产能的出路。
5、如果中国能够持续地发展城市里的第二、三产业，不断地提高城市居民的收入，不断地创造就业岗位，那么，未来大量农村人口持续进城就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6、在城市中，劳动力将借助相互的学习和自我的积累获得更多的知识、信息和经验。这些都将有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同时，随着农业人口的减少，农业必然走向规模化经营，农业劳动生产率也将同步提高，城乡间收入差距必将缩小。
7、在劳动和资本这两样生产要素积累速度放缓的背景下，借助于整个国家（特别是大城市）的规模经济效益，城乡间和地区间的资源配置效率不断提高将越来越重要。
8、从依靠人口红利转向依靠制度红利。服务业和制度转型，可帮跨越20年，进入发达国家。
9、中国拥有统一的货币和共同市场，本应更好地发挥大国优势。但实际上，中国的市场分割却非常严重，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的流动仍然存在非常多的障碍。
10、通货膨胀本质上就是对老百姓征税。如果地方政府没有能力自行偿还债务，又不能破产，那么任何形式的地方政府债务，最后都是要这个国家的老百姓一起还的，不是通过税收就是通过通胀。
11、中国想长期发挥大国优势，实现区域之间人均GDP的趋同，最优的路径就是国家内部的自由移民。在这个意义上，自由移民不只是公平与否的问题，更是“国家发展战略”。
12、现代服务业大量以知识、信息和技术为核心竞争力，这些产业更加集聚在城市（特别是大城市），这就是导致发达国家经济集聚程度更高的现象。经济集聚可以带来生产成本的节约。
13、研发和销售这两头都很挣钱，而这两头都在发达国家。
15、在土地、劳动力和资本三大要素中，土地是不流动的，这是自然属性；高技能劳动力流向他们充裕的地方；资本流向它们稀缺的地方。
16、美国的地区间收入差距比较小，它的中部各州在干什么？其实主要就是依靠三种资源：第一是玉米，第二是黄石公园和大峡谷，第三是铜矿。这三个例子分别是农业、旅游业、资源产业的代表。农业、旅游业、资源产业依赖的核心投入品分别是土地、自然风光和矿产，这三样东西都是不能动的。
17、中国最漂亮的地方可能就是西部，资源最丰富的也是西部，在地里缺乏优势的情况下不需要发展那么多工业，除非是服务于当地需求的工业。否则，如果把环境破坏了，今后将错失发展旅游业的机遇。
18、中国的人口肯定还是向沿海和区域性大城市集中，包括内地的一些大城市，比如重庆、武汉。长江中下游运能很强，可以实现江海联运，外向型的制造业迁到长江中下游后，贸易成本增加并不多，所以安徽、湖北很大可能会成为制造业新的聚集地。
19、帮助中国内地发展，未来有两个措施：一个是在内地建设公路、铁路，把有竞争力的产品运送出去；另一个是因地制宜地建设小型机场，把需要旅游的人运进去。
20、绝大多数产品要靠海运，但也有例外。一个是芯片—芯片体积小、附加值高，所以可以在内地生产，用航空运输。另一个是软件—可以用网络运输，所以也可以在内地研发和生产。为大企业提供线上客服的呼叫中心只需要接打电话，更可以往内地迁移。还有大数据产业，放服务器既占地方又费电，也可以放在内地。服务于内地自己的食品饮料也可以布局在内地，比沿海生产再长途运输更节省成本。另外的产业还有很多，比如，在新疆和宁夏都有一些以当地地貌和人文环境为条件的影视城。再比如，中国内地可以产生几个航空枢纽，成为国际、国内航班转到中西部其他城市的中转站。武汉和郑州就有这样的条件。
21、经济效率的含义就是用最节约的方式来进行生产，用最小的成本来获得最大的效益，避免浪费资源。如果一个国家长期不重视效率，那么，这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就会恶化，就可能出现产业、资本、人才的外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就会受到危害。
22、大城市收入高、好的公共服务，伴随着相对严重的“城市病”和高房价，其实恰恰是地区间生活质量平衡的表现。
23、2003-2007年这些年，恰恰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2008年之后，中国面临经济危机的冲击，动用更多的投资拉动来应对经济危机，而经济增长率却逐步下降到7%，投入产出率更加恶化。
24、投资过多，过于分散带来的效率低下。对于有些工业园和新城，你不要期待过些年会产生回报，它永远都不会有回报了。
25、当中西部省份把大量的地用于建设工业园和新城的时候，如果没有同步地带来经济增长和就业。那么，结果就是大量的土地闲置或者低效率利用现象。
26、浙江生产成本上升，会出现大量企业关门退出的现象。原来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会向东南亚国家迁移，而在沿海城市继续生产的企业一定效率更高，能忍受高成本。中西部由于地理劣势，参与国际贸易的运输成本太高，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并没有转移到中西部。转移到中西部的企业不少是国有企业、资源型企业和污染型企业。中国的河流从西往东流，污染企业迁到中西部，污染从上游往下游流，还会加重河流的污染问题。
27、中国的人口红利期已经结束，劳动力供给增长将放缓，而人口的老龄化会带来国内储蓄率的下降，这将使得中国经济进入一个中低速增长的时期。
28、长期的经济增长依赖于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高。通常，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依靠教育，而在中国，劳动生产率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来源，那就是城市化和区域格局的调整。
29、建设用地的指标甚至可以分解到人，让土地指标和人一起走，农民工在哪里就业和生活，就可以将建设用地指标带到哪里。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城市为了获得建设用地指标，还将展开相互竞争，这就提高了农民的谈判能力，有益于让他们分享城市发展的成果。
30、土地作为农民最为重要的资产如果不能交易，那它本质上就不是一种资产。
31、农民在放弃土地的时候要满足自愿、有就业、有社会保障、土地（或建设用地指标）能够市场定价这几个基本的前提，让农民避免被剥夺。
32、中国已不是农业经济，农业占GDP的比重已经降到10%，创造就业的主体已经是城市经济，而且，在规模更大、人均教育水平更高的城市，失业率更低。在城市不断创造新的收入和就业的同时，农民对家乡土地使用权的处置是转让，还是入股到农场和工厂，可以让其自由选择。这种“兼并”不是古代地主对农民土地的霸占，而是可以让农民分享规模经济的收益。
33、接近一半的新生代农民工有在城市定居的打算。有60%多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收入太低”和“住房问题”是制约在城市定居的重要困难和障碍。
34、在目前的户籍制度下，人们仍然认为，他们最后不得不回到农村。以后，随着户籍和土地制度的变化，现在这些农村住房上的投资很多都是浪费。
35、除了“动人”的方式来推动经济发展和实现区域平衡，“动钱”的事也要做。在“蛋糕做大”的情况下，中央财政更有能力来进行区域间和城乡间的财政转移，更多地用于城乡和区域间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比如提高欠发达地区中小学教师和医护人员的待遇，相应地减少欠发达地区（特别是农村）政府的财政负担，促进区域和城乡间在生活质量上的平衡。
36、中国农村人口结构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老龄化和“女性化”。中国劳动力流动过程中，居家迁移的比率只有20%左右。
37、在城市化率刚刚过半，中国经济发展正步入后工业化的阶段，服务业的产值刚刚超过第二产业。服务业的发展对劳动力的体力要求低于制造业，年龄偏大的劳动力或者女性仍然有在城市里从事服务业的就业空间。
38、当前中国农业的人均土地面积只有美国的四百分之一，欧盟的四十分之一。人均土地面积小，必然意味着农业从业人员的收入难以提高。
39、未来，随着农场规模的扩大，农业生产对于年龄和技术的要求将不断提高，这会使得年轻的男性劳动力，甚至接受过较好教育水平的劳动力，回流到农业当中去，以适应农业对于体力和技能的更高要求。
40、在2005-2010年间，安徽、河南、四川三省的流出人口分别为553万、543万和499万，成为人口流出最多的三个省。
41、在中国当下，一些地方政府盲目乐观地估计本地未来的人口增长趋势，试图通过建设基础设施和造房子来吸引人口。事实上，一个地方能想的永远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如何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提高人们的收入。一个地方只会因为有产业、有就业吸引人口流入，公共设施和住房需求是人口流入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42、随着土地供应的严控，贷款利率的被压低、地价、房价的上升在2003年之后特别明显。由于对东部和大城市的建设用地指标控制得特别严格，因此东部的地价和房价在2003年之后出现了更为明显的上升，而中西部房价的上升则主要是由收入上升驱动的。
43、偌大的厂房没有几个人，没有污染，没有噪音，工人戴着眼镜，讲着英文。一方面，这样的企业正在和发达国家的同类企业展开竞争，这是中国需要的。但从整个中国来说，大量的进城农民不能适应这种工作岗位的要求。
44、他们将20世纪称为“美国世纪”，同时，也是“人力资本世纪”。在这100年间，美国领跑全世界的技术创新，其基础就是教育。直到最近这些年，在发达国家内部，人均教育程度赶上美国的也只有少数国家。
45、教育的发展支持了美国的技术创新，也提升了其人均收入水平。在20世纪的前四分之三时间里，技术进步产生了大量对于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而美国的教育恰恰提供了大量高技能劳动力，于是美国民众普遍分享了技术进步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其收入不平等程度有所下降。
46、后四分之一的时间里，技术进步依旧，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增长依旧。但计算机技术的进步，代替了大量简单劳动力。一部分人受到了全球最好的教育，当上了律师、工程师、大学教授和医生，收入迅速提升。而另一部分在技术和教育的赛跑中输了的人们只能去竞争不被计算机替代，又不外包到其他国家的工作，比如家政服务员和超市收银员。
47、经过了前四分之三的“共同富裕”之后，美国在后四分之一的时间里出现了收入的“两极分化”，成为发达国家中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
48、近年来，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一些劳动密集型的生产企业迁至成本更低的国家，另一些企业留恋于中国稳定的制度环境、成熟的生产链和庞大的国内市场，仍然在观望。但按目前的状况，总体上劳动密集型企业外迁是迟早的事。
49、如果产业进一步升级，劳动密集型企业进一步外迁，早晚还是进城的农民只能从事那些机器不能替代的低技能工作。一个可以预见的趋势是，在城市里将出现收入的“两极分化”：高技能劳动力可以获得参与全球竞争水平的收入，低技能劳动力只能在本地竞争中接受低工资。
50、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不太可能像美国和英国那样以金融和教育形成全球竞争力，至少不太容易。但是，中国完全可以像德国、日本和韩国那样走一条以制造业强国的道路。在这条路上，中国劳动力不仅需要提高受教育的年数，更要提高现代制造业需要的技能。
51、对于中国贫困地区的农村孩子来说，他们受到的教育非常差，以这样的教育，一旦城市的产业升级，他们就可能会跟不上，这对未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将形成巨大的挑战。常听说，中国制造业确的是技术工人，就是这个道理。
52、城市里的工业和服务业才是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的来源，城市化才是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和教育回报的长远之道。
53、陈钊和冯净冰的研究说明了这样的道理，在东部接受职业教育的人比在内地接收职业教育的人在劳动力市场上有更好的表现。说明了，职业教育资源，要更多地投资于东部地区，让农民工在东部接受职业教育，这样做能够提高职业教育的总体效率。
54、只有让进城务工人口安居乐业，他们才会对未来形成稳定预期，从而为自己长期从事的工作接受技能培训；而人口流入地政府会觉得，这些人已经被纳入本市的居民，就应该投资他们的技能培训，适应因产业结构调整而不断产生的劳动力需求；在企业方面，由于劳动力定居了，流动率就会下降，企业对远东的技能培训就能获得长期收益。只有这样，才能让中国从人口大国逐步转变为人力资本大国，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可持续发展。
55、对于已婚人士来说，要使双方都能够找到好工作，那么，选择大城市就更有利。最新研究发现，夫妻双方的就业的确是大城市更能够吸引专业人才的重要原因。
56、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向往宁静、悠远、离群索居的生活，另一种喜欢热闹、多样性、在人群中扎堆。
57、现代经济里，越是富有的国家，知识（包括技术、信息和创意）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越大。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需要通过和别人的交往来传播知识。同时，也从与其他人的交往中获得知识，从而更好地成为知识的生产者。
58、在一个有大量消费品和服务供给者的市场上，每一个生产者都可以仅仅针对某一细分市场提供消费品和服务，而无须担心没有生意做，因为在大城市里，某一特殊偏好的消费群体数量都足够多。这样专业化的结果，既能使得城市生活丰富多彩，同时，也使得人们在专业化的生产中不断积累经验，加强专业化程度。
59、人越有钱越会购买“体验”，吃饭穿衣的需求都会趋于饱和，而体验经济的消费是不断提高的。
60、人力资本的外部性：一个人的教育水平提高了，不仅能使自己的收入有所提高，而且，在他与其他人的交往中，还能够相互学习和影响，促进知识的传播和生产，于是，别人的收入也能够有所提高。
61、低技能劳动者在大城市获得的收入提升效应往往要大于高技能劳动者。一个大学生留在大城市发展，会面临大学生之间的相互竞争，这种竞争就会降低他们的收入。
62、城市扩张的就业增加效应对于较低技能水平的劳动力更大。对于受教育年数小于等于9年地劳动者来说，城市中的大学毕业生数量每增加100万人，其就业概率就会提高8.58个百分点。而对于受教育年数在9-12年之间的劳动者，这种效应下降到了3.57个百分点。受教育年数大于12年地劳动者受益更小，仅为2.12个百分点。
63、高密度、马路多而窄的模式反而可以引导服务业多样性、生活的便利性和出行需求的减少，出行也更偏好步行和自行车。
64、服务业分为生产型服务业和生活型（消费型）服务业。较高技能的劳动者更多地集中在金融、贸易、咨询这样的生产型服务业里，而较低技能的劳动者相对来说更多工作于生活型服务业。
65、一个城市的活力恰恰在于它的低端服务业。高技能者和低技能者在一个城市中是“互补”的。一个地方的社会分工效应越强，低技能的劳动者越会从大学生的集聚当中获得好处。
66、与小城市相比，大城市的制造业和体力型服务业中有更高比重的劳动力是大学毕业生。但一方面，城市的落户政策。使得高技能劳动者容易在大城市“供给过多”，于是出现大学生“工作难”、大量“低层次就业”的现象。另一方面，对低技能劳动者数量的限制，使得此类服务价格的上涨。如果一个城市的服务价格贵，这个城市在全球人才竞争中的吸引力也就随之下降。所以两者是相辅相成的，高低技能劳动者地配比要适当，协调互补。
67、上海的就业人口中有超过一半是非上海本地户籍人口，如果不是这些外来人口的贡献，上海的经济和养老保障体系早就崩溃了。
68、我们特大城市面临的各种“城市病”，是不是因为若干年前决定城市建设的预测人口规模远远低于实际的人口规模？
69、在广阔的中西部，城市化进程应主要以推进区域型的大都市圈为主，而中小城市则必须依赖大城市的带动才能实现更快的发展。
70、“如果要清楚什么因素构成宜居性，那么就要首先了解什么是人性”。换言之，生活方式越是与人性一致，这样的城市才越宜居。追求物质富足仍然是人性的首要因素，然后才是对自然环境、安全、社会和文化条件，以及公共治理的追求。
71、第一是全局的效率——每个人都想自己，每个地方都想维护本地的利益，结果却损失了中国作为大国本应有的跨地区的资源配置效率；第二是长期的效率——百姓往往短视，政府官员的任期也短，更加强了政策的短期化。公共政策如果导致了效率损失，结果可能导致经济的竞争力下降，这在全球化的时代是非常危险的。
72、外来人口汇款回家越多，他们所在城市中从事消费型服务业的本地居民工资越低。通俗来说，限制外来人口在本地安居乐业，他们就将减少消费（特别是服务消费），结构，从事服务业的本地居民受损
